《“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四十五期：语用修辞学

    本/期/主/题：语用修辞学    

主持人：侯国金

 

侯国金

华侨大学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秘书长

主持词

显学语用学（pragmatics）有数十个定义，如今也算显学的修辞学（rhetoric）其定义也不下三十条。这说明语用学和修辞学都在发展中，学者们对其学科任务仁者见仁。在“量子力学”“超学科研究范式”时代，语用学和修辞学似乎注定能够联袂而成“语用修辞学”（pragma-rhetoric）。然而，新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方法等的蓝图如何绘制？语用和修辞的国界如何界定？如何看待语用中的修辞和修辞中的语用？如何看待语用能力、修辞能力或者语用修辞能力，以及相应的语用失误、修辞失误或者语用修辞失误？如何提高人们的语用修辞能力，或减少其语用修辞失误？如何进行语用修辞分析？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至于语用和修辞的哲学渊源及二者的纽带、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语用语法界面和语用语义界面（以及语法修辞界面），乃至大数据时代的e-政治、e-外交、e-经济、e-话语、e-交际、e-法律、e-教育、e-商业，总之e-生活的多模态中的语用修辞现象，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分析，都迫切需要研究。本专题旨在引起关注，号召更多的研究者参与语用修辞学的构建和语用修辞的分析。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的语用观

鞠玉梅

齐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常被看作新修辞学说的代表人物，然而伯克的理论并非仅仅是修辞学的理论，实际上，从其浩瀚的著述中，我们总能挖掘出关于人类语言乃至人类本身的精言辟论。伯克的思想总是赋予每一个探究对象首要的跨学科框架，使一个学科的研究得以滋养另外一个或一些学科，因而对多个学科的发展有贡献。可以说，跨学科是伯克修辞学理论的典型特征。伯克修辞学思想蕴含了丰富的语用学观点，涉及到了语用的核心概念，显示了修辞学与语用学是紧密相关的学科。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分析伯克修辞学理论体现的语用思维。

关于“人”的因素。伯克从“人”出发研究修辞，他将“人”定义为“运用符号（创造符号、滥用符号）的动物”，认为人是修辞动物，相应地他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修辞要研究的是如何“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修辞的主体乃人，而非语言本身，是人用符号与其他人进行交流，语言服务于人。语言的意义不单单指某个语词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运用语言符号之人的意义，这与语用学的重要概念“发话者意义”（speaker meaning）毫无二致。语词的意义取决于人及其生活的世界，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成为讨论语词意义时不可回避的维度，语言研究被纳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际关系中考察。过分依赖客观事实来确定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关注人性和人之本质才是意义研究所在。

关于“语境”因素。与语用语境非常相关的一个修辞学概念为“修辞情境”，它是一个由人物、事件、关系和目的组成的综合体。当代修辞学最为瞩目的思想之一便是认为任何话语都必须参照其赖以发生的修辞情境加以理解和阐释。伯克延续并发展了修辞情境理论，认为对于人来说，修辞环境永恒存在，因为人只要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只有适合情境的修辞才能达到交际目的，他创造的戏剧五位一体（dramatic pentad）修辞分析方法反映了他对基本语境要素的考虑，分析围绕五个要素展开：行为（act）、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场景（scene）和目的（purpose）。简单地说，戏剧主义分析方法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怎样与为何做某事，重视语境对话语的影响和制约，强调何时、何地、对何人、说何话以及如何说的语境合宜性。言语交际要有语境针对性，且需随交际对象和时间及场景的变化而动态调整。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中，因此，修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修辞情境之中，对修辞情境的考虑与应对是修辞成功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任何修辞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必然与根据语境做出恰当的言语选择密切相关。这与语用分析始于语境观是相通的。

关于话语策略“恰当性”。伯克修辞学理论将人置于大的社会语境中，强调人在社会中生存不得不借助恰当的话语策略以迈向更好的生活。他之所以将人看作为修辞动物，还在于人具有“受等级精神驱使”（driven by the spirit of hierarchy）的本能，因而需要不断追求“至善”或“完美”（perfection）。他用过一个金字塔比喻来形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像金字塔的结构一样，不同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表达方式。社会中的人需要知道怎样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关系的人说话，也就是“择人而言”。在伯克看来，修辞的功能之一便恰恰是使人与社会情境互相适应，在这种意义上，修辞就相当于一张航海图或一本操作手册，修辞者可将其作为指南，以确定在某种情景之下如何择言。伯克称之为“语体药”（stylistic medicine），修辞者可据此做出恰当的言语行为。这与语用研究中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以及语用能力似乎都异曲同工。语用学理论认为，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用能力，而语用能力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语言使用的得体性。语用恰当性是人与人之间实施修辞的基本原则，是判断一个人语用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

关于发话者“意图”。伯克对话语使用者意图或曰动机非常重视，专门著有《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和《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是其修辞学理论的核心部分。可以说，伯克修辞学力图展现的是语言背后的人类动机。动机归因于语言的意识形态本质，伯克认为“从其本质上来说，言语就不是中立的”，对语言的每一次使用，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都显示了使用者的态度和动机，所谓“一切象征行为都跳跃着态度”（dancing of an attitude），“无论单独使用还是一同使用，语言形式都具有某种倾向性或意向性”。伯克的修辞动机理论与语用学之会话含意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关联理论颇有相同之处。言语行为的重点往往在于发话者的交际意图，正是由于人的意向性活动才赋予了语言使用以意义。话语诠释者的首要工作便是通过话语发出者的信息意图探测出其交际意图或动机，进而才有可能阐释话语的整体性意义。

关于话语使用的“选择性”。伯克修辞学的核心理论中包括“辞屏”（terministic screen）这一概念，意在凸显话语使用过程中“选择”的重要性。伯克认为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词语就像一个滤镜，正像摄影师依靠镜头捕捉物体的形象和色彩进行拍摄一样，人们交往也需要使用一个镜头即语言，人们透过语言观察和认识世界。然而，正如镜头所拍摄成像的照片远非原本的事物或景象，镜头有选择地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拍摄对象的某种特征，同时也遮蔽了其他特征。因此，“词语对现实而言肯定是有选择性的”，一组用于描述一个对象、事件或人物的词语，自然把注意力指向了某些要素而去除了其他方面，如把一个人称作“朋友”抑或“敌人”就指引了交际的朝向。不同的语言使用选择体现的是发话者的话语修辞策略，它起着影响和说服受众，使之接受某一特定视角和观点的功能。因此，话语选择具有视角性，语词导引受话者的认知并以此实施劝说，这与认知语用学关于隐喻和视角的认知功能论述颇有观点上的重合之处。无独有偶，伯克早在莱柯夫和约翰逊之前就已经看到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隐喻对于人类生存之意义。伯克认为，语言本身就具有隐喻性，隐喻是语言的正常部分，不是偏离，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原理。我们看待隐喻，不仅仅要关注隐喻的意义，更要关注隐喻能做什么，即隐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认知性与劝说性的言语行为，不同的隐喻选择意味着不同的定位行为。因此，话语选择不单纯关涉语词意义问题，更与其构建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有关。话语即行为，而且部分地决定于词语的选择和发话的视角，这对伯克的修辞思想和语用学来说是相通的。

关于“人际互动”。“同一”（identification）理论常被看作伯克对古典修辞学关键概念“劝说”（persuasion）的发展，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视野。同一理论的核心是对互动的重视，认为修辞过程并非单纯由发话者实施劝说，而是修辞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所想达到的修辞效果也并非由“我”劝说了“你”，而是“我”与“你”、“你”与“我”之间达成同一，即彼此认同，这就强调了人际互动性和交往的动态性。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研究人际交往中如何使用语言塑造和建立人际关系，因而从交际双方逐步协同一致的过程中获得对意义的解释。受话者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交际过程，发话人必须认可受话者的积极地位，并根据受众反馈适时调整，才能形成联合心智表征（joint mental representation），也就是伯克所说的修辞者与受众之间的同一。可见，伯克的同一理论与人际语用学在观念上不乏相通之处。如何积极有效地使用言语符号进行交往和传播是一个人的语用能力或曰修辞能力的重要标记，也是语用和修辞研究的重中之重。此外，伯克的同一理论和人际语用学理论都对实现同一和人际和谐的话语策略进行了研究，伯克提出了三种内容同一策略、三种形式同一策略以及辞格同一策略，分析了修辞策略对于同一的达成是必不可少的。人际语用学也对礼貌策略、面子策略、情感沟通策略、互惠策略等进行了研究，阐明了策略在实现语用有效性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伯克所提出的策略具有其独特之处，但提出策略本身就彰显了其人际语用思维意识，修辞的目的是建立、维持，甚或改变人际关系，并进而影响社会，修辞研究即探索语言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价值。

关于“非语言符号”。伯克修辞学拓展了传统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这不仅表现在上述由“同一”取代“劝说”概念，增强修辞的互动性，而且还表现在对非语言符号之修辞性的论述。在伯克看来，修辞除了关注口语和书面语，还包括传统修辞学中所不包括的广义话语现象，如艺术作品、礼仪、教育，甚至巫术等话语。艺术作品中的绘画、雕塑、音乐等诸形式皆可视作一种修辞形式，是一种有符号意义的行为，均可起到同一的修辞功用。伯克认为虽然非语言因素本身不是修辞的，但在其意义实现过程中却体现了修辞。例如，食材本身不是修辞性的，但修辞意义存在于运用食材为家人精心烹制的食物之中；城市的雕塑总是传递着城市的风格和文化；影视中的音乐总是与其表达的主题以及作品风格相匹配。可以说，生活中包括非语言符号在内的话语皆有修辞意义。因此，伯克说：“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伯克关于非语言符号的论述已呈现出当代语用学中新兴的多模态语用学（multimodal pragmatics）构想。当代社会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多模态话语实体包括图像、视频、音频等新的话语手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之而来的是多模态语用能力成为当代人语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时代，实施言语行为、收获话语效力是一个多模态交互过程。伯克眼中的修辞与多模态语用均突出了符号使用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并涉及多层面、多维度、多模态话语的复杂建构过程与系统。伯克早在多模态语用学兴起之前就关注到了非语言符号的修辞潜势，不得不说其修辞学思想具有非凡的超前思维，闪耀着语用智慧。

总之，伯克的修辞思想含有深刻的、丰富的语用观。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符号学）

文学修辞的当代复兴与语用研究

张 瑜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文学作为运用语言的艺术，修辞是文学语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文学的修辞性特征及其修辞批评越来越受到中外文论界的重视，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语言文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修辞批评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属于一种古老的文学批评，因而中外学界都将今天的文学修辞发展称之为当代的复兴。

在国外，文学修辞的复兴是伴随西方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在哲学、政治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全面复兴展开的。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最早提出修辞学包含诗学（即文学理论），他把自己关于小说叙事研究的著作称为“小说修辞学”，其中探讨的并非传统修辞格及语言技巧的研究，而是把整个文学作品的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的关系都纳入到修辞关系范围内做细致的探索。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Paul de Man）不仅把修辞性视为语言的本质特征，还进一步论证文学性就是语言的修辞性，并倡导一种对文学文本的修辞性做精细阅读的阅读修辞学批评。另一位解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也认为未来文学批评的任务“将会是调和文学的修辞研究与现在颇具吸引力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英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实践”，突出文学的修辞性，他不仅强调现代文学批评需要复兴传统的修辞批评，而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把文学的修辞性及修辞批评与权力及意识形态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一批文学学者注意到西方当代修辞批评的发展动向，且也结合中国本土丰富的修辞学资源作出许多新探索。例如，王一川倡导的文学感兴修辞批评，突出强调感兴的修辞，即始终与体验结合的修辞，他认为“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艺术”。毛宣国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和批评的研究，得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实际上潜含着以语言运用为本的思想体系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是更靠近修辞批评，进而提出修辞批评能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视域和角度等观点。此外，谭学纯和朱玲从广义修辞学视域提出“两个主体”和“三个修辞功能层面”的构想，为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修辞批评探索出一套可操作的分析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外文论界关于文学修辞及修辞批评的复兴思潮主要是从语用学视角展开的。语用学（Pragmatics）一词虽然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在1930年代提出的，但该学科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迅猛发展，正式成为现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莫里斯的语用学术语其实是仿效实用主义概念Pragmatism，它在概念、方法和立场上都与注重“行为”和“实效”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通俗地说，语用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考察现实环境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特征、意义和功能为核心的语言分支学科。按照这种理解，文学作为运用语言的艺术，包括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和修辞都被视为一种在人类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行为或修辞行为，如德曼、米勒等明确将文学看作一种话语修辞行为或实践，伊格尔顿也将文学称为“话语实践”，上述中国学者也不例外。

需要提及的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其实也把修辞称为一种行为。与今天建立在现代语用学基础上的文学修辞行为不同的是，传统理论只是强调修辞是运用语言技艺说服人的一种行为，目标和手段方法相对较单纯，而今天的修辞行为则在这两方面更为复杂和丰富。在修辞行为的目标、功能和效果上，修辞行为（包括文学修辞）不再单纯局限于说服功能，还包含认同和认知的功能和目的。其中认同功能是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他从象征行为的角度来考察修辞，认为人在语言这种象征行为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认同的情境中，这对个人自我和身份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就文学修辞而言，人的文学行为可视为通过文学修辞行为而与某些意识形态产生认同，形成个人自我认同或身份认同功能。而认知功能则将修辞看成是对真理的认识和表现，涉及人的生存本性和思维本性。文学修辞也不例外，如西方人非常重视比喻，认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文学为一种运用比喻性修辞手法的语言艺术。当代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比喻不仅是一种形式技巧，而且还是一种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象征的诗意的认识。

在修辞手段和方法上，当代文学修辞分析方法也比传统修辞学方法要丰富和复杂。传统修辞分析方法主要侧重于语言技艺和形式技巧的分析，当代文学修辞方法则从现代语用学的基本原则出发，即把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与日常语言及其修辞手法视为一体，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因而对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的分析也同对日常自然语言的分析方式方法并无二致。而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及其修辞行为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甚至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也会对语言使用的意义和效果产生随机的、不可预料的影响。总的来看，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三个方面：即语言自身形式及结构的因素、语境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意图或意向性因素，它们也同样构成了当代文学修辞的主要综合分析方法。

语言自身因素是传统修辞学分析的着眼点，包括文学在内的语言行为在使用语言及修辞时必须考虑到语言自身的形式和结构特征，传统文学修辞分析非常注重对语言技巧、手法和修辞格的分析和研究，对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转喻、反讽、通感、对偶、比兴等修辞手法的分析也是当代文学语用修辞分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境因素是当代文学语用修辞分析突出的亮点，是区分现代与传统文学修辞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语境因素分内语境与外语境，内语境就是指文学作品本身所构成的语境。美国文论家玛丽·普拉特（M. L. Pratt）是最早把当代语用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的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文学理论领域的学者之一，在她的成名作《通向文学话语的言语行为理论》一书中就对语境因素做过细致分析，将文学作品本身构成的言语语境称为“文学言语情境”。此外还有外在语境，即社会环境。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以及“文学性”的理解，至少一部分是来自文学作品内部语境和围绕文学作品产生和交往的外部语境的认知展开的。语境因素使得文学语言和文学修辞行为必须考虑到作品内部世界与外部环境共同的影响，使文学修辞的效果和文学作品的意义变得复杂和丰富起来。此外在对文学语境的具体分析中，普拉特还运用到了另一著名的现代语用学成果格赖斯（H. P. Grice）的合作原则来探讨文学语言及修辞在实际交往环境中的特征。合作原则认为在语言交往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有一种默契的合作，使整个交流过程中所说的话和使用的修辞手法都符合交流的目标和方向，这是会话参与者要共同遵守的合作原则。这一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文学作品内外语境的具体分析过程，特别是许多文学作品中还存在故意偏离合作原则的修辞现象，这对于理解和掌握作品的言外之意有重要的意义。

主体因素是当代文学语用修辞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语言和修辞的使用具有主体意向性，文学也不例外，作者主体的意图和意向性因素尤为重要。论修辞行为目的，“说服”“认同”“认知”可视为分析作者主体的主要修辞意图和目的，是作者主体运用文学作品和修辞行为灌输给读者，意图说服或认同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行为，也是建构一种对世界和自我认知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心智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主体意向性是心智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成为一种心智活动，特别是在认知科学视角下，语言和修辞的概念范畴及其意义与人的涉身心智、感知和体验紧密联系，这就使得主体意向性因素包含的认知含义变得非常丰富和感性，不仅与身体经验、意象图式不可分离，而且也体现出文学修辞活动的创造性特征。例如，“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诗句“夕阳红漏数州山”，此处对“漏”的妙处分析不能仅从语言技巧层面上阐释，更重要的是从人的心智认知和涉身经验看，这一“漏”不仅表明作者主体对当时语境中客观景象的摹写，也让我们承认这种摹写其实是主体的一种幻象和创造。

总之，文学语用修辞的研究离不开上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现代文学语用分析需要采用综合的视角和方法。文学作为一种修辞和话语实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被陈述的东西，是一种言语事实，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是作者与读者、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充分对话和交流的产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改革开放40年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2）

语用修辞原则和语用修辞分析框架

侯国金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学博士，硕导

语用学和修辞学可联姻成语用修辞学（pragma-rhetoric），学界有许多论述。笔者及华侨大学语用修辞研究创新团队也有所论述，如Parody and garden path: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xico-constructional pragmatics，Sizing up the antistrophos view of pragmatics-rhetoric relationship，Puzzles for pragmatics and rhetoric and advent of pragma-rhetoric，还有《轭配的语用翻译观》《汤姆诙谐唯英独有？——汉语生成汤姆诙谐之可能》《仿拟广告的语用修辞学解读和仿拟译观》，以及待版的《构式语法的语用修辞学研究》《语用修辞翻译观》《何谓和顺原则？》和Phrasal and sentential Montage: Is this in classic Chinese poetry translatable?等。但语用修辞学成立了吗？和别的学科一样，语用修辞学也应有其自身的原则和分析框架。

一、语用修辞原则

同语用学一样，语用修辞学也应有其自身的原则，可称为“语用修辞原则”。结合上述修辞原则和诸多语用原则，语用修辞原则内含八条准则：

准则1：在一次语用修辞事件中，使用关联于语境和语用目的的话语，以达意达旨的语用修辞行为为首要交际目标。

准则2：话语所含信息量能够满足信息差需要，不高于也不低于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需要，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3：话语所含信息值真实可信，不低于自己的信念和知识，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4：话语关联于有关语境素尤其是交际双方的身份、关系、位分、辈分、距离、需求以及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目的，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5：使用清晰明了、简明扼要的良构性话语，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6：话语所含的文明礼貌价值，根据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需要做到慷慨、褒奖、谦逊、赞同或同情，在程度和方式上显得得体，除非严重威胁到自己的积极或/和消极面子，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7：在一般人际交往中，根据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需要做到文明、乐观、幽默、生动、表现/维持个性特色，在程度和方式上显得得体，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准则8：根据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需要，实施足量的言语行为，如阐述、指令、表情、询问、宣告，并且符合相应的构成性规则和相关文化语境（或跨文化语境）的行为规范，满足相应的切当条件，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

不难看出，语用修辞原则具有语用原则和修辞原则的传承性、融合性、描写性和规范性。这里的“传承性”指的是语用修辞原则主要是继承了语用学的三大原则，即合作原则、关联原则、礼貌原则，以及上述7条修辞原则的精要和言语行为理论的要义。

一是语用修辞原则的语用原则传承性。如果说准则1（达意达旨，达旨往往等于达效）是“总则”，管辖交际的总目标，那么准则2~5是合作原则的“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的继承，准则6是“礼貌原则”的拷贝，准则7是“幽默原则、乐观原则、生动原则”的发展，准则8是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基本思想。

二是关于语用修辞原则的融合性。首先是这些原有的语用原则有机地融合于这个新原则之内，构成语用修辞原则的新机体。其次是它们在语用修辞原则里不是随意的堆砌而成，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准则2~5主要是针对言语的“语用语言”（pragma-linguistic）修辞方面的交际（价）值，简单说是面向语言内部即话语表达式本身。比较而言，准则6~8则是针对言语的“社会语用”（socio-pragmatic）修辞方面的交际（价）值，简单说就是面向语言外部即话语的社会性、人际性和交际性。换言之，准则2~5是语用修辞事件（及其话语和行为）的语用语言制约，准则6~8则是其社会语用制约。再次，我们说语用修辞原则的融合性，是因为我们优选相关的既有语用原则或准则的要点，结合语用修辞事件的特点，给予全新的呈现。例如，格赖斯合作原则的第三条准则“关系准则”说“要关联”（be relevant），我们这里却是“话语关联于有关语境素尤其是交际双方的身份、关系、位分、辈分、距离、需求以及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目的，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这样就克服了原先的原则及其准则对关联于什么以及为什么关联类问题语焉不详的弊端。再如准则7，“在一般人际交往中，根据本次语用修辞事件的需要做到文明、乐观、幽默、生动、表现/维持个性特色，在程度和方式上显得得体，除非有特殊的语用修辞目的——以关联的期待和理解为条件”，我们在《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介绍了幽默原则及其下属的“乐观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生动原则”（Expressivity Principle）、“调侃原则”（Banter Principle）、“反讽原则”（Irony Principle）等，在这里并没有一一细说这些次要的语用原则的具体准则，而是预设大家基本了解其要领并合并在语用修辞原则的第7条准则之内。

三是语用修辞原则的描写性和规范性。我们知道，关联理论家素来认为其关联理论或“关联原则”（Relevance Principle）的两条准则（原文称principles，即“原则”，我们倾向解读为一条原则下辖两条准则），一大一小，其实要点是第2条，即“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达出其自身的优选关联之假设”，是描写性的，也即它不规定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的言语一定要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度），而只是描写性的，即只是如实写真，因为人们使用的话语本来是关联的。关联论的论著只不过是“求是、求真、如是、如实”地描写了人类话语交际的实况。如果说合作原则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因为有“要、不要”类说法，但其实质是描写性的，因为人类交际的话语也是以这四个相关参数（数量、质量、关系、方式）生成和理解的，所谓社会人（social beings）不论交往还是协作劳动，不仅是必须而且本来也的确是，按照上述四个参数或按照格赖斯的四条准则“合作”的。正因为有规定性，合作原则才有“遵守、违反、蔑视、偏离”等说法。另外，也正是因为其描写性，个人或集体本质上是不可能违反合作原则的。利奇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也是描写性和规定性的二合一，说它（及其六条准则）是规定性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有“尽量扩大、尽量缩小”（即maximise和minimise）等辞藻。但由于这是社会人文明交往的原则，其实也是描写性的。试想人们交往只要利益而不要礼仪，见面连招呼也不打，或者见面就破口大骂，没有策略/得体的言行，没有慷慨礼让，没有褒奖，没有谦逊，没有赞同，没有同情，而只有它们的对立面，那么这个社会，尤其是号称“上流社会”的社会（polite society，回译是“礼貌的社会”）岂能成立？

因此，我们这里的语用修辞原则也是描写性和规定性的合成。准则1和准则5的“使用”隐含着“（一定）要（使用）”的要求，准则6和准则7的“做到”、准则8的“实施、符合、满足”也是同理，准则2和准则3的“不高于、不低于”隐含了“（一定）不要（高于/低于）”的要求，准则4的“关联于”隐含了“（一定）要（关联于……）”的要求。可见语用修辞原则一定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有利于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语用修辞学习（有长辈或老师的系统教学或指导）或习得（有长辈和同辈的耳濡目染的影响）。其描写性自然就是对实际的语用修辞行为和交往的如实描述，以方便于学者进行相关的语用修辞分析研究。

二、语用修辞分析框架

我们认为，语言学家笔下分析的语言材料有大小长短之别，有对错美丑之异，也有其他各方面的区别，不妨统一叫做“词汇—构式成分”。我们把符合关联期待的当作无标记式，把其他当作有标记式。那么，基于上述语用修辞原则，就可形成如下“语用修辞分析模式”：

一是认知语用标记性（无标记，有标记）——词汇—构式成分的语境化的音形义效（效，即语用修辞效果/高效，或语用修辞失误）。主要受制于/解释以语用修辞原则之准则2、准则3、准则5。

二是社会语用标记性（无标记，有标记）——词汇—构式成分受到社会文化方面的语用修辞制约和/或语用修辞压制，取得语用修辞效果或语用修辞失误。主要受制于/解释以语用修辞原则之准则1、准则4、准则6、准则8。

三是修辞语用标记性（无标记，有标记）——词汇—构式成分的消极修辞和/或积极修辞在语篇、语境、文体、题旨等参数上，受到语用修辞制约和/或语用修辞压制，取得语用修辞效果或语用修辞失误。主要受制于/解释以语用修辞原则之准则1、准则7。

在实际分析中，语篇和语境中的某个被分析词汇—构式成分总会凸显某个/些方面的标记价值，而非凸显一切方面，分析者只需有的放矢地分析其凸显语用标记价值便可。无标记意味着无特殊语效，要么不予以语用修辞分析（因为没有语用修辞效果可攫取或分析），要么予以语用修辞分析的批评（探究其语用修辞失误及其原因）。因此，我们一般以有标记的词汇—构式成分进行语用修辞学分析。

三、语用修辞分析示例

（1）你不短我就微我哈。

认知语用标记性凸显，有标记，形容词“短、微”语法地转喻为动词，源于短信和微信，不仅达意，还能取得经济生动之效。此外，“不……就”构式表示析取/任选之意，“……哈”构式表达亲和语气之效。（若说是修辞语用标记性凸显，也是有标记，有两处转喻/转品生动之效。）

（2）小龙是三只手，每次来我这里都要顺走一点东西。

1）认知语用标记性凸显，有标记，“三只手”是习语，“顺走”是“顺道拿走、顺手牵羊地偷走”的新创用法，即为动词“顺”的浮现用法。2）修辞语用标记性凸显，有标记，“三只手、顺走”分别是“小偷（小摸）、偷走”的委婉语，故有生动委婉之效。

（3）甲：“如果……”乙：“没有如果。”

认知语用标记性凸显，有标记，“如果……”为“如果p，那么q”这一条件—结果构式的一小截，被乙方岔断。“没有如果”是不让对方说全上述构式，通过“如果”（语法地）转喻“条件”，以及通过“没有如果”隐含（语用地转喻）“不许讲条件、无条件执行”的指令类语为，可达经济生动之效。（若说修辞语用标记性凸显，也是有标记，有转喻之生动效果。）

（4）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person in possession of a fine dictionary must be able to access the correct meaning of a piece of language.（Culpeper & Haugh）

这是语用修辞标记凸显，以仿拟和语篇连贯为关键。例（4）是仿拟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在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开篇第一句：“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意思是/可译为“普世公认的一条真理是，家财万贯的单身男子定然需要娶妻。”原话是一个断裂句（cleft sentence）强调构式，it是虚主语/形式主语，that从句是真主语/逻辑主语。从句里面是一个表推测意义的判断句，为整部小说女儿们的婚嫁故事定下了步调。Culpeper & Haugh的这句话意思是/可译为“普世公认的一条真理是，家有好词典的单身男子定然可以得到语词的确切意义”。在结构上，前半部分一模一样，that从句的开头部分也是一样的，只是在in possession of（拥有）后面的成分才有出入。must be（一定是）是复制奥斯汀的，也即他们的这句仿拟在结构上有两个大仿点，一是must be之前的fine dictionary（好词典），二是其后的able to access the correct meaning of a piece of language（得到语词的确切意义）。

例（4）这句话出自著作《语用学和英语语言》（Pragma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2章节的“语境中的意义”（Meanings in Context）中的“语码之外”（Beyond the linguistic code）的开篇首句。作者从第二句开始，反其道而行之，说这句话不符合现实，具有反讽性，因为我们语言使用中的语义推导往往不是词典说了算。例（4）这句仿拟符合语用修辞原则的准则1（达意达效）、准则7（幽默、生动），作为让步表述十分得体高效。比较而言，无标记的表达大概是（接其下文）：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a fine dictionary can help us access the correct meaning of a piece of language. But how helpful is such a dictionary in determining lexical or sentential meaning in a context?（好词典能帮助我们确定词义，这是常识，但在一定语境中确定词义和句义上，词典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这个表达式就沉闷多了。

以上例析中，我们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了“凸显”方面的语用修辞手段和效果。一个词汇—构式成分往往是一个方面的“凸显”，有时则是两三个。有两三个“凸显”时，要么是并列的凸显，要么是以一个凸显为主，以其他凸显为辅。在上面分析中，凡是并列“凸显”者，我们用语用修辞分析的三种模式说明；凡是主次凸显者，则追加以“（）”的说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式语法的语用修辞学研究”，18BYY216）

《人民文学》“读者来信”语用修辞策略分析

董瑞兰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读者来信”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人民文学》“读者来信”运作机制可看作是文学读者、创作者与编者共同构建的循环式言语“表达 ↔接受”的话语修辞过程，也是文学期刊编辑的语用行为。这些来信参与了特定语境中期刊话语的表达与接受，完成相关语义的重建，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媒介传播的生态培育。

《人民文学》“读者来信”是经过编辑重新编排的，以“读者”为署名来叙述某些“事件”的语用修辞文本。从广义修辞学理论“两个主体三个层面”角度观察，其修辞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修辞技巧（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涉及“读者来信”在语词、语句和语篇层面呈现出来的话语策略和语用功能。——《人民文学》“读者来信”包括读后感和建议书两类。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读者在来信中把作品的创作水准放置于“好/不好/坏”“成功/失败”等价值框架，那么新时期以来读者更关注作品自身的教育效能、艺术特质和民族精神。“读者来信”中的建议书较多采用“要/不要”“应该/不应该”等标记语，其语气借助“必须/完全/不得不”等传达出读者主体的强硬姿态。在语篇层面，建议书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批评作品→批评作者→批评编者”的预设逻辑。作为话语实践的读后感，无论是评判接受还是情感接受，读者主体呈现出参与言语表达的主动姿态，以此构建编读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言语行为立足读者视角，发挥人际功能，强化了高度语境化的舆论导向，或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制度的衍生品。

第二，修辞诗学（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涉及读者在“读者来信”文本层面上扮演的身份类型及其特定的语用策略和言语功能。——读者的身份识别源于称谓语的词汇意义和人际意义，其建构过程经历了从“作者 ↔读者 ↔编者”文本交互的过程。读者以“自我认证”和“编者认证”两种方式，共享诸如“同志”“人民”“群众”等符号的词典义与修辞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建构起人民话语的动态系统。在“读者来信”中，读者被赋予权威评论家、创作监督员和文学鉴定人等语用身份，同时在文本中获得正当的论证与合法的表述。由此看来，“读者”非但不是一个虚设的席位，还发挥着重要的言语功能。实际上，“十七年”时期的读者群体倾向于“傲娇型的积极入世者”（姚斯语），而新时期以来，读者在来信中强调“我不是权威人士”“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虽然显得亲切温和，但仍发挥着“有特权的读者”“确立文本技术和阅读标准的读者”（海登·怀特语）的语用效应。

第三，修辞哲学（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涉及编者（修辞主体）在“读者来信”中实施的言语行为类型、真实的语用意图及其修辞策略。——编者和读者之间的言语交往行为的背后，是可觉察的修辞设计。经过有意编排的“读者来信”则是叙事过程。真实事件是单独和离散的，叙事行为则是连续和聚合的。从这个角度说，“读者来信”是修辞话语的生动形式，也是修辞主体在大众精神建构过程中的能量积蓄。针对“读者来信”，编者在“编者”“编者按”“编后记”等副文本中直接呼应读者各方面诉求，并实施特定的言语行为，包括评论、请求、感谢、道歉等，其修辞策略可概括为：一是合理归因，提升认知；二是情感修复，弥合差距；三是话语维护，重建认同；四是及时更正，澄清事实。例如，在向读者和作者的致歉行为中，编者通过选择显性施为句、解释原因、承担责任、弥补过失和表达期待等一系列中国式礼貌策略，促使公共媒体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另外，编者试图在“读者来信”中构建真实的话语场：真实的读者信息（包括单位、职业、民族、姓名）、真实的情感表达和“来函照登”的真实文本等。然而，真实隐藏着另一番真相，作为修辞文本的“读者来信”也会使用共同署名（甚至是十几人联名写信）、笔名假名空符号（如某部队、XX）、转述摘录节选（如有的、大多数）和语言模糊成分（如大量、极少）等话语方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了来信的真实度，释放出负面语用信息。

总之，作为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承担着繁荣中国文学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编者以“人民”的名义、用“文学”的方式，致力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建构。“读者来信”在话语建构、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方面的语用策略，其背后的意图都指向谋求一条建立亲密友好的编读通道，最终达到“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这是中国文学期刊尊重读者维护读者作出的努力，也是文学期刊探索社会认同的可能性话语路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1949-1999）话语研究”，15CZW045）

语用修辞学：概念与路径

蒋庆胜

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语言学博士

可以说，从有了语言交际开始就有了语用修辞实践。作为一个研究视角，语用修辞学还不算成熟，学界目前似乎只取得了一些基本共识，如语用修辞学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发挥语用学和修辞学的错位优势能够为语言使用研究带来不一样的视野。主要的发起人和倡导者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Marcelo Dascal教授、意大利巴勒莫大学的Francesca Piazza博士、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的Jesus Larrazabal教授、瑞典马尔默大学的Cornelia Ilie教授，以及国内的王德春、侯国金、张会森、顾曰国、陈小慰、林大津、李军、张少云、赵英玲等学者。

语用修辞学是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结合与互补的产物，是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界面研究，是运用语用学理论研究修辞效果的学问。有研究列举了修辞学和语用学各自的十大困惑，以及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语用修辞学的可能性。也有研究指出了修辞学和语用学的主要异同，双方最大的共同点是关注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以及在不同言语活动中的角色，最大的不同点是修辞学偏向规定性，而语用学是描写性的。相比而言，修辞学更侧重说服意图的实现，由此更多地关注各种单向的语言说服手段的展示和分析，而语用学更关注双向交际意图的分析。交际意图与说服意图的结合是语用修辞学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二者的结合使得语用修辞学深入交际双方的认知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语言手段及其带来的言后效果。

语用修辞学不应只停留在概念层面，还需要有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说，从哪些方面入手才是带有语用修辞学特色的分析？有研究整合了施为语用视角、社会语用视角和认知语用视角，将语用学的几大理论即言语行为理论、礼貌/面子理论以及关联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探求交际话语的人际效果、行事效果和诗意效果，将这三种效果当作语用修辞效果的主要构成。以读者熟知的几句话为例：“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这是一位知情者向秘密印刷《挺进报》的陈然发送的紧急信，警示其已被敌人发现，赶紧撤离。从语用学角度可以分析该话语的含意、关联性、言语行为等，从修辞学角度可从语言的辞格运用、是否适应语境等方面入手分析修辞效果，而从语用修辞学角度可分析其行事效果、人际效果和诗意效果。就行事效果而言，说话人希望通过间接实施言语行为提示对方赶快撤离；从人际效果看，话语无疑表达了对受话人的关心；从诗意效果看，该话语传递了某种含蓄、隐秘、陌生化的美感。如果按照Pilkington, A.认为的诗意效果创造的是一种印象的话，由该话语引发的读者反应都可算作诗意效果，只是关联性大小有别，比如该话语可能让读者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危急，不能暴露过多信息，但在危机情况下仍冒险通知，表现了交际双方的革命情谊。另有高文秀《襄阳会》写刘琮设宴请刘备，埋伏刀斧手，刘琦指着桌上的水果对刘备说：“叔父，你看桌上好枣、好桃、好梨也！”，刘备听完，找借口逃跑了。这与上例异曲同工，不过是用了语音双关，暗示听话人“早逃离”。当然，除了此类有标记话语，其他类型的话语严格说来都能进行上述语用修辞分析，只不过典型性或者语用修辞价值少一些而已。这只是浅尝辄止的分析，仅作为示例，以展示语用修辞学的分析路径。当然，上述分析框架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学者从语用准则、标记性，包括认知语用标记性、社会语用标记性以及修辞语用标记性维度提出了语用修辞学的分析模式，无疑为语用修辞学增添了可操作性的工具。

除了提供话语分析框架或模式外，语用修辞学还引申出了新的研究话题，比如语用修辞能力问题。已经有研究从话语关联性、信息量、礼貌程度、言语行为等维度，详细探讨了语用修辞能力的评估准则以发展语用修辞能力对抗语用修辞失误，这不仅为语用修辞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为提升话语使用者的交际能力提供了实际依据。

总之，语用修辞学研究不仅顺应了当前界面研究的潮流，还为语用学研究以及修辞学研究提供了新参考，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对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构式语法的语用修辞学研究”，18BYY216）

元语用研究作为语用修辞学的一扇窗户

刘小红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语用修辞学是语用学和修辞学的交叉学科，可定位为语用学与修辞学的界面研究，其主要任务是对“话语构建、话语理解、言语环境、角色关系、前提和背景、言外之意”等进行修辞分析。国内外语用修辞研究建树颇多，包括宏观的理论探讨和微观的实证研究。理论视角方面，诸多学者探讨语用学与修辞学的关系，如替代观、改造观、互补观，也尝试分析二者的不足与联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语用修辞学进行学科定位，构建分析框架等等。实证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分析了某些实体构式或具体辞格的语用修辞效果或功能，如汉语中的“好不A”、时态构式“N1有V过N2”、医患门诊会话中回声问、商务会话等特定语篇中隐喻和反讽的语用修辞功能，等等。

在上述语用修辞学研究中可见，语用修辞学多关注有标记话语传达的语用修辞效果，笔者认为，从元语用的角度开展语用修辞研究大有可为。元语用（metapragmatics）探讨发生在语言使用“元层面”（meta-level）的语用现象，具体而言，语言使用者用语言来谈论、监控、评价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涉及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使用事件的自反意识，反映了我们作为交际者对语言使用本身的自反意识，以及如何使用语言反映自己关于与他人进行互动和交际各种方式的意识。

语用修辞不仅可以在常规的语用层面实现，而且经常地、更为凸显地在元语用层面实现，也即可以从元语用视角开展语用修辞的探究。我们认为，可以将语用修辞和元语用结合，一方面可仿照前人做法，探究元话语的语用修辞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元话语探究说话人为了实现某类语用修辞功能所付出的语用努力，也就是说，元话语可以作为语言使用者意在获得某类特殊效果，并为之付出的语用努力的有力凭证。例如，“不是我说你”属于元语用层面的元话语，作用于对象话语，不提供任何命题信息，但根据合作原则的量准则以及关联理论，说话人为了实现最佳关联，不会无理由地提供多余信息，表面上看似多余的信息实则为了攫取某种特殊效果。请看下述两例：

（1）及老博士叹道：“敬先！不是我说你。你也做了多年的官了，怎么连这点脑筋都转不过来，同年同榜，不过是说说而已，那有多少真交情的，如果你的情况比他得意，你才是他的同年，官场中讲起来，一开口说ｘｘ与我同年，那一定是指春风得意的人……”（CCL）

（2）周铁还是赔着笑脸，没有开腔。陈万利没法，只得缓和下来说：“二姐夫，不是我说你，你不能冷手拣个热‘煎堆’，混了一个便宜媳妇就算了。你至少该替他们弄间房子，买一张大床，还有桌、椅、板凳，哪样少得？不是你家阿泉过我家来，我头头尾尾也使了几千银子。他们到家，你总得有个地方给他们住，不成叫他们住到旅馆里面去？”（CCL）

上述两例中，“不是我说你”并未传递任何新信息，旨在修饰后文。为了析出被修饰成分的特点，笔者基于CCL语料库，以“不是我说你”为检索词，共得到19条结果，排除其中重复和不合格的条目，最后析出17条合格语料。研究发现，“不是我说你”所修饰的命题信息多为负面消极，如批评、责备、提醒等。由此可见，“不是我说你”可作为消极负面话语的预示语，也即“不是我说你”的修饰话语正是在“说你”，正如“可是”通常表转折或与预期不符一般（如“今天周末，可是我需要工作”）。此外，正是说话人认为自己的相关话语会伤害对方/多方，于是借用元语用话语达到缓和作用。因此，“不是我说你”可达到预示和缓和的语用修辞效果，这也从语用修辞视角解释了说话人选用“不是我说你”的动因，也即说话人在元语用层面借用元语用话语，旨在维持或提升交际者关系。从元语用层面分析，说话人正是预测到被修饰话语可能会威胁对方/多方面子或损坏对方/多方关系，为了避免上述负面的言后行为，故在对方回应前，借用元语用话语，付出一定语用修辞缓冲，体现了说话人维护双方/多方面子或关系的元语用意识。

“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你说”“我说”“对吧”“对不对”“你说呢”“你说是不是”“刚才我说重了”“说夸张点”“毫不夸张地说”“也就是说”“也即”“换言之”“据说”“我只是听说哈”“我八卦一下哈”“不好意思，我插一句”等，都是元话语，都属元语用，都可结合文学和语料库语料进行语用修辞考察。

本文将语用修辞与元语用结合，旨在拓宽语用修辞研究，意在改变语用修辞研究局限于特定词语、构式、句式使用等语用层面狭隘视域，由此推动语用修辞学研究继续开疆拓土。具体而言，交际者选用特定元话语等具体策略，可以从语用修辞目的和语用修辞效果入手，旨在挖掘交际者采取的特定元话语策略背后的语用修辞动机及其所追求的语用修辞效果。此外，元话语可为交际者攫取某种语用修辞效果提供有力凭证，因其最能体现交际者的元语用意识。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言语互动中‘不是我说你’的人际元语用研究”，KYCX21_0018）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1-23期，总第45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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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传播

第二十九期：时代重任与多元外语人才的创新培养

第三十期：中央文献外译天外师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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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期：研究问题的形成及其发展

第三十三期：功能视野下的外语人才培养

第三十四期：语言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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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期：儒学应在译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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